陳三立
發布時間:2016-12-08 23:15:56    瀏覽:1003

陳三立(1858年—1937)字伯嚴,一字敬原,義寧州(今修水縣)人。晚清維新派名臣陳寶箴長子、與譚嗣同、 徐仁鑄、陶菊存并稱“維新四公子”,近代同光體詩派重要代表人物。

三立年少博學,才識通敏,灑脫而不受世俗禮法約束。光緒八年(1882年)參加三年一屆的鄉試,因深惡“八股文”,應試時,不按考場規定文體(八股文),而以自己平素擅長的散文體答卷,其卷在初選時曾遭摒棄,后被主考官陳寶琛發現,大加贊賞。從落第卷中抽出選拔為舉人。

光緒十二年赴京會試中進士,授吏部主事官職。平居之日,常與有進步思想之士大夫交游,談學論世,慷慨激昂,希望“維新”“變法”。還參加了文廷式等組織的“強學會”。甲午戰爭后,李鴻章赴日簽定《馬關條約》,三立聞訊,激憤異常,曾電張之洞,“吁請誅合肥(李鴻章,安徽合肥人),以謝天下”。

光緒二十一年,其父寶箴任湖南巡撫,推行新政。當時,三立年富力強,才智奮發,往侍父側,襄與擘劃,在辦時務學堂,算學館,《湘報》,南學會和羅致譚嗣同、梁啟超、黃遵憲等“新黨”過程中效力較多。陳氏父子希望“營一隅為天下倡,立富強之根基”,但是,事與愿違,戊戌政變,被加上“招引奸邪”的罪名,與父親一起被清廷革職。后隨父返江西,居西山“崝廬”。

光緒二十六年,三立移居南京。未幾,寶箴忽以微疾卒。其暴死之日,正值八國聯軍瘋狂鎮壓義和團運動之時,家國之痛,使三立更無心于仕途,乃于金陵青溪橋畔構屋十楹,號“散原精舍”,與友人以詩文相遣,自謂“憑欄一片風云氣,來做神州袖手人”。 定居金陵后,雖不過問政治,但對興辦社會事業,仍極熱枕。光緒二十九年,他辦家學一所,又贊助柳治征創辦思益小學,讓出住宅作課堂,延聘外國教師,開設英語及數、理、化學新興課目。注重全面發展,禁止死背課文及體罰學生,創新式學校之先例。

光緒三十一年初,與罷職官僚李有分等人共同創辦鐵路公司,籌建江西第一條鐵路(南潯線),先后任協理、總理、名譽總理等職。光緒三十四年,又與湯壽潛共同發起組織中國商辦鐵路公司。由于人事關系的阻礙等原因,都沒有達到預想的目標。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,1912年1月1日,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,宣布“中華民國成立”。清朝一姓統治的“家天下”最后一個封建王朝被推滿了,代之而起的是民主共和政體,這是歷史的必然趨勢,與歷代君主易姓的改朝換代不同。這對雖然是進士出身,但有殺親之仇的三立來說,是一個嚴峻的考驗。可他沒有選擇擁護孫中山的革命道路,始終未能擺脫封建意識的束縛,仍然是“達則兼濟天下,窮則獨善其身”的打算,自認不可能“兼濟”,只希望“獨善”。于是“遺世觀化”,一方面從老莊哲學和佛學中去尋找慰藉;另一方面幻想成為一個獨步詩壇,“奧區絕境”的孤寂的“自在者”。當國民革命軍在江浙的聯軍攻南京時,他挈家遷滬,并誣武昌起義為“作亂”,罵民軍為“亂軍”。

從1911年至于1915年夏,在寓居上海期間,曾列名孔教會和張謇發起的中華民國聯合會,又和沈曾植、梁鼎芬、朱祖謀等組織“超社”,“逸社”,通過詩作,或攻擊革命,或傾吐對清王朝留戀之情。因此,受到柳棄疾、陳去病、葉楚倫等南社詩人的抨擊。雖然,他與遺老文人以詩文相會,卻拒不參加清朝遺老的復辟活動。他對民國初年以袁世凱為代表的竊踞政權的投機政客,以及后來混戰不休的名派軍閥,均極為不滿,拒不參加當時政界的任何活動。

1923年至1925年,陳三立住在杭州。1924年4月,印度詩人泰戈爾來中國,徐志摩等由北平前往上海歡迎,接著來到風光旖旎的杭州,在西湖之畔的凈慈寺泰戈爾特地拜晤了陳三立。兩位不同國籍的老詩人,通過徐志摩的翻譯,各道仰慕之情,互贈詩作。泰戈爾以印度詩壇代表的身分,贈給陳三立一部自己的詩集,并希望陳三立也同樣以中國詩壇的身分,回贈他一部詩集。三立接受書贈后,表示謝意,謙遜地說:“您是世界聞名的大詩人,是足以代表貴國家詩壇。而我呢,不敢以中國詩人代表自居。”后兩人比肩合影,傳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話。  

1926年底,陳三立由杭州到上海寄寓三載。他的晚年,懷鄉心切,對廬山尤為縈念。1929年11月,由次子隆恪夫婦陪同,乘輪溯江而上,終于登上廬山,卜居于牯嶺新宅“松門(一說松林)別墅”,回到了大自然的懷抱,他賦詩傾訴:“鄉夢醒鳴鞭,始覺身如鳥”,打算“息影松林徑,洗夢澗瀑流”。這時,他年近八十遍覽了山南山北風景名勝,寫下許多詩篇,名為《匡廬山居詩》,石印成冊,以贈親友。山居期間,蔣介石曾到牯嶺避暑,很想見見他,特派專人登門聯系。他不愿與當政者交往,對來人說:“我已經是一個不聞世事的世外之人,即使我們會晤了,也沒有什么可談的,我看還是不必來見吧。”因此,蔣介石也就不便“勉強求見了”。然而他并非甘愿置身世外,仍希望生活能有益于社會。

1930年,他倡議重修《廬山志》,委托吳宗慈專主其事。為了使這部志書更臻完善,他特約著名學者李四光、胡先引等撰寫有關條目。編修過程中,還一一指示原則,主張志例應尊重科學,志文因時代不同,允許文體有別,做到“舊從其舊,新從其新”。   

1932年“一.二八”日軍侵占上海閘北,陳三立居牯嶺,日夕不寧,于郵局訂閱航空滬報,每日閱讀,見時局艱危,憂形于色。一夕,夢中驚呼:“殺日本人!”同年,國民黨政府邀他參加“國難會議”,他不去。1933年其好友鄭孝胥投靠日本,輔佐溥儀建立偽滿政權,三立痛罵鄭“背叛中華,自圖功利”。在再版《散原精舍詩》時,忿然刪去鄭序,與之斷交。1934年,三立離開廬山寓居北平,目睹西山八大處遭八國聯軍破壞,連嘆“國恥”!

1937年,蘆溝橋事變,他表示:“我決不逃難!”。當年,北平、天津相繼淪陷。日軍欲招致三立,百般游說,皆不應許。偵探日伺其門,三立怒,呼傭拿掃帚將其逐出。從此五日不食,憂憤而死,享年85歲。

為紀念陳三立,1945年江西省政府1713次省務會議決定:將設在修水境內的贛西北臨時中學改為省立散原中學,1948年遷葬杭州牌坊山。   

陳三立為詩,初學韓愈,后師山谷,好用僻字拗句,流于艱澀,自成“生奧衍”一派,為同光體(晚清詩壇的一個流派。屬于這一派的詩人,不宗盛唐,而以仿宋為主)重要代表。梁啟超在《飲冰室詩話》中評日:“其詩不用新異之語,而境界自與時流異,醇深俊微,吾謂于唐宋人集中,罕見其比”。陳三立的著作,生前曾刊行《散原精舍詩》及其《續集》、《別集》,死后有《散原精舍文集》17卷出版。其子衡恪為著名畫家,寅恪為著名史學家。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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